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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城市雕塑研究

    1980年,也就是深圳經濟特區正式宣布成立的那一年,深圳工人文化宮豎立起了這個城市的第一件城市雕塑――《大象家族》。雕塑的背景是一片翠綠的竹林,一群大象仿佛從清晨的竹林中逶迤走出,邁向新的空間。這座雕塑是深圳特區建立初期的寫照:沉睡的土地已經蘇醒,深圳開始由一個邊陲小鎮邁向外面的世界,走上開放的歷程。    當時深圳還沒有雕塑家,雕塑材料只是廉價的水泥,這說明深圳還拿不出更多的資金來建設城市雕塑。盡管帶著初創時期的特點,《大象家族》畢竟出現了,深圳的城市雕塑起步了。從特區誕生之初,城市雕塑就伴隨著這個城市,和它同行。
        這座剛剛誕生的年輕城市千頭萬緒,可是在它的日程表上,并沒有疏漏城市雕塑。這個城市早期決策者的眼光和見識,就是拿今天標準看,也是令人欽佩的。他們充分意識到了城市雕塑作為城市公共藝術,在塑造城市性格、凝聚城市精神、美化城市環境中的重要性。
        在深圳建市之初,那是一個思想交鋒的年代,是一個文化轉型的年代。對于剛剛由一個邊遠、落后的小鎮變為經濟特區的深圳來說,在它的現代化、城市化的進程中,最困難的還不完全是硬件的缺乏,而是人的觀念。對于當時特區的一些干部、群眾來說,如何看待和理解城市雕塑,就是一個思想觀念的轉換過程。城市雕塑是做什么?城市雕塑對于一個城市有什么作用?這些關于城市雕塑的基本常識在一個剛剛由農業文明向城市文明過渡的新型城市變成了嶄新的課題。
        1983年到1984年,著名的城市雕塑《孺子牛》開始在深圳醞釀、創作,這在深圳的城市雕塑的歷史上是一個標志性的事件。圍繞著《孺子牛》所產生的故事,在今天聽來或許讓人忍俊不禁,但是我們的歷史就是這樣過來的。
        當時,深圳市領導請著名雕塑家,廣州美術學院潘鶴教授為新建的市政府做一尊雕塑,經過反復斟酌,潘教授決定塑造一頭開荒牛作為特區建設者的象征。他們像孺子牛一樣,為了人民的利益,正在努力拔掉窮根、開拓未來。當雕塑經費報告送到主管財政的政府官員手中的時候,卻被打回來,理由很簡單:為什么做一頭假牛竟比買一頭真牛還要貴!無論藝術家怎樣解釋,認真的官員都沒辦法接受這個事實,直到后來,這位官員由于不執行命令被調離了工作,牛的塑像才得以豎立起來。
        這個故事是真實的,也是意味深長的。我們很難苛求當時的這位官員,他是認真的,也忠實自己的職守,一切都是因為觀念的差異,這件事情完全超出了他過去的全部經驗。這說明,我們的城市在發生全新的變化,城市雕塑作為一個全新的事務,開始了對一個新興城市的介入,一種新的文明形態,代表了這個城市的未來走向和目標。
        潘鶴教授的另一件作品,是創作于1950年代,被稱為是紅色經典的《艱苦歲月》。如果說,《開荒牛》代表著現在;《艱苦歲月》則代表過去;另外,他還將構思一件代表未來的作品。過去、現在、未來,深圳特區在展開它雕塑歷史的第一頁的時候,就有意識地將自己定位在一個見證歷史,紀錄城市發展軌跡的位置上。
        1980年代,是深圳城市雕塑發展的第一個時期。這一時期的紀念性雕塑的重要作品有《林則徐》(唐大禧)、《烈士紀念碑》(張松鶴)、《孫中山》(曹崇恩、廖慧蘭)等。
        這一時期的環境雕塑的重要作品則有《迎賓圖》(滕文金、喬紅)、《上下五千年》(滕文金、喬紅)、《友誼泉》(潘鶴、梁明誠)、《女媧補天》(曹春生、付天仇等)、《后弈射日》(侯一民)、《山鬼》(葉毓山)、《拼博》(陳洪輝)等。
        解讀這個時期的雕塑,可以發現如下的特點:
       (1)這個時期的城市雕塑具有強烈的使命感。在歷史和現實的結合中,尋找城市的發展坐標;神話題材、理想主義與特區改革和對未來的展望結合在一起,成為城市雕塑表現這個新興城市的主要角度。這個時期的城市雕塑具有激昂向上的特點。
       (2)從創作的隊伍來看,這一時期深圳本地的雕塑家數量極少,這一時期的深圳的雕塑創作主要以請進來為主,絕大部分的雕塑都是外地雕塑家來深圳留下的作品。
       (3)這一時期雕塑在藝術語言上,基本上以現實主義的雕塑語言為主導:塑造一個具像的形體,寓含某種特定的精神內涵,使之具有象征和特指的意義。濃縮一個故事,表現一個具有情節性的瞬間,反映一個鮮明的主題,成為這一時期雕塑的基本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表現神話題材的雕塑在這一時期集中出現,這是耐人尋味的。為什么在一個追求現代化的新興的城市,出現這么多表現遠古神話的雕塑呢?
        在《女媧補天》、《后弈射日》、《山鬼》等神話題材的雕塑中,那些作者在古老的神話故事中,建立與今天的聯系;它表明這個城市企圖在古老的神話和今天的現實之間找到改天換地、人定勝天的相互關聯系;它也表明,這個時期外來的雕塑家們,面對這個急劇變化的城市,一時還很難找到把握現實的切入口,他們不僅缺乏對這個城市喜怒哀樂的真切的感受,同時也很難迅速找到與這個城市的變化相適應的藝術語言,所以他們更愿意用人們十分熟悉的神話故事,使雕塑與這個城市獲得精神上的一致。    
      
                                二
        客觀地說,在1990年以前,城市雕塑還沒有成為這個城市的一個重要的話題。匆匆忙忙希望奔向美好前程的深圳人,還沒有更多的時間來回望這個城市的生長過程,能住上一套好房子,安一個舒適的家,是大家共同的心愿,至于在擁有一套好房子的社區內是不是應該有個好雕塑,大家還來不及留心。所以當這個城市突然在不知不覺間有了220座雕塑的時候(1991年市城雕辦調查數),人們通常的反映是,沒想到!
        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從1991年開始,深圳的城市發展到了更進一步地來考慮城市雕塑的規范,以及城市雕塑在風格、題材上的多樣性的時候了。
        從這個時候開始,雕塑與城市的生活,與城市的公眾有了更多的聯系,這表現在,深圳的城市公共場所的雕塑越來越多,如深圳體育館系列雕塑、深圳兒童公園的系列雕塑、還有四海公園、蛇口少年文化宮等城市的雕塑,都使得雕塑與市民的生活空間有了更密切的聯系;深圳的電視、報紙有了更多地關于城市雕塑知識的宣傳報道,雕塑家和理論家撰寫了有關城市雕塑的專欄;雕塑的學術研究也開始在深圳出現;深圳雕塑家的隊伍也慢慢有了擴大,一批來自全國各地的雕塑藝術家在深圳安營扎寨,他們的到來繁榮了深圳的雕塑創作。
        這一時期的城市雕塑的語言疆界也得到了擴充,與前一個時期的較為單一的雕塑表現方式相比,這個時期雕塑語言更為豐富和活躍,《海神波賽東》(何力平)將一個希臘神話演繹在一幢蔚蘭色的大樓上,穿墻而出的馬頭在大廈的一側,馭手在大廈的另一側,這在全國的城市雕塑中都是一個驚人之舉,為了這座雕塑,據說損失了一個樓層的空間,這種在城市建筑和雕塑關系上的大膽地嘗試可能更加反映了深圳的城市性格。《聯合立柱》(俞暢等)則是用一個個緊握的手,組成一個疊加的立柱,豎立在聯合廣場,既是對廣場主題的演繹,也是對城市精神的描繪。
        這個時期的城市雕塑獲得了越來越多的自覺意識,過去城市雕塑建設主要集中表現為政府的行為,到現在企業、事業單位或個體經營者開始大量出資建設城市雕塑。這種情況的出現反映了我們城市正在逐步走向成熟,社會的各個階層都開始意識到環境也是城市、企業的形象,雕塑也是一種重要的文化樣式,這說明,城市意識的形成,城市雕塑的普及,人們對于雕塑的認識也有了很大的提高,這是一個城市文明程度有了顯著提高的鮮明標志。

                                     三
        從1998年以來,深圳的雕塑發展出現了一個質的飛躍,這個變化表現在,深圳城市的決策者提出了建設花園式、園林式的現代化國際都市的口號。在深圳第二次創業中,城市環境及其美化的問題,成為全市上下一致的共識;經過了十多年的積累,深圳對城市雕塑的發展不再表現為數量上的追求以及在一般藝術質量上的追求,而是要求體現出深圳自身的城市個性,它開始在更高的層次上,追求自己的獨特風貌和文化特色。近幾年來,深圳在城市雕塑上的變化表現為如下方面:
        深圳雕塑開始走向學術化的軌道。長期以來,深圳雕塑活動主要集中在城市雕塑的建設方面,至于學術性的雕塑展示活動則幾乎沒有。對于一個城市而言,城市雕塑固然重要,但如果僅僅只有戶外雕塑,而沒有前瞻性、探索性和試驗性的雕塑學術的探討,這將使這個城市的雕塑缺乏思想的深度和多樣性。這里所說的所謂學術性的作品,是雕塑家所進行的個人架上雕塑的創作,它們與城市雕塑的最大區別是,這些作品創作的初衷不是為了實際的功用,而是一種視覺經驗的表達和探索。在雕塑的歷史上,大多數的架上雕塑的作品不可能放大成為戶外的城市雕塑,但是它們代表著視覺思維的發展水平,在這個意義上,深圳的架上雕塑的創作和展覽活動的開展,標志著雕塑藝術開始走向成熟。
        1997年為迎接香港回歸,深圳南山雕塑院組織了《永遠的回歸­--’97南山雕塑展》由著名錢紹武領銜主持,孫振華、魯虹、嚴善淳、饒小軍負責實際策劃實施,這是深圳歷史上第一次自己組織策劃的全國性的大型展覽,這個展覽在1997年的全國雕塑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接著,1998年,深圳何香凝美術館和深圳雕塑院又舉辦了《當代雕塑藝術年度展》,這個展覽以室外的方式展示架上雕塑的作品,體現了探索性的雕塑作品爭取與公眾獲得溝通的一種努力,它集中了全國致力于雕塑探索的青年新銳的二十件作品,由于在室外空間展出,參觀的群眾絡繹不絕,如何評價、解釋這些參展作品成為大家討論的熱點,不同的意見在報章引起爭議,推動了雕塑學術氣氛的形成。在這以后,《當代雕塑藝術年度展》成為定例,每年或兩年一次,迄今已舉辦5屆,如今,它已經成為中國藝術展覽中的著名品牌。
        1998年,深圳雕塑院還主辦了《當代城市雕塑文獻展》,展覽以圖片的方式,展示了全國城市雕塑的精品,以作為發展深圳城市雕塑的參照。1999年5月,由深圳雕塑院、深圳市美術家協會主辦,以“關注本土”為主旨的《深圳雕塑作品展》在設計大廈開幕,這個展覽是深圳市雕塑家隊伍的一次大檢閱,有六十多位在深圳從事雕塑活動的藝術家參加了展覽;
        2000年由深圳雕塑院和中國美術學院雕塑系共同舉辦的《第二屆當代青年雕塑家邀請展》于9月25日開始,在杭州、青島、等城市巡回展出。這個展覽呼應了8年前,也就是1992年在杭州舉辦的《第一屆當代青年雕塑家邀請展》,在中國當代雕塑史上,這兩個展覽后來被批評家們評價為兩次具有轉折意義的雕塑展覽。
        看起來,以上所說,只是展覽的羅列而已,但是,正是這些在雕塑學術上有著重要意義的展覽,使深圳雕塑有了更豐厚的內容,它的深層意義在于,深圳不再只是匆匆來去的國內外各種雕塑樣式的跑馬場,它開始有了屬于這個城市的思考、追求和價值取向。
        深圳的城市雕塑在這個時候的成就和特色主要集中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深圳雕塑的本土化的問題得到關注。
        長期以來,深圳的雕塑舞臺,主要由外來的雕塑家唱主角,作為一個以建設國際性城市為目標的深圳,這當然也并不足以為奇,然而,一個城市如果沒有自己的雕塑家隊伍,不能不說是它文化建設中的缺陷。
        本土化的問題還不僅僅是創作人員的多寡,創作隊伍素質提高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深圳雕塑的本土化,意味著深圳的雕塑創作和深圳組織的雕塑活動必須尋找自己的文化個性,解決自己的文化問題,如果深圳文化的發展沒有自己的現實針對性,深圳雕塑的發展最多只能停留于表面上的轟轟烈烈。
        深圳雕塑的本土化的傾向,不僅表現在眾多的展覽上,也表現在一些雕塑家的作品中。以雕塑家陸斌為例,陸斌畢業于南京藝術學院,在深圳生活、創作了十余年,在這些年里,不論遇到多大的困難,他都能安于寂寞和清貧,堅持自己的創作。在他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兩個階段的區別,他的前期作品顯然是解決一個普遍性的問題,即藝術的形式語言問題,在新時期的雕塑藝術中,這個問題在較長時間里為我國雕塑家們所共同關注和研究;從1997年以后,陸斌的藝術發生了一個大的變化,他開始尋找深圳自身的問題,開始在都市人的生活中來發現題材和符號,從這個時候開始,他的作品具有了另一種新的品格,即充滿現實的針對性的,帶有批判、審視的理性色彩。他的《年年有余》、《大藥丸》、《瓦罐系列》等等,發現、揭示了我們生活中的問題,這些作品通過塑造深圳人所熟悉的器物符號,讓人們反省我們的生活,思考什么是真正的生活質量,促進人們思考究竟什么是有意義的生活。陸斌創作的這種轉化找到了作為深圳雕塑家進行創作時的切入點,比較起他過去時期的創作,應該是邁向了一個新的臺階。
        第二,深圳城市雕塑在這個期間出現了一批令人矚目的表現都市,貼近市民的公共藝術作品。其中最突出并有啟示意義的是《深圳人的一天》。
        1999年11月29日,是一個沒有任何“說法”的日子,大型紀實性群雕《深圳人的一天》就選擇了這一天,為深圳創造了一個引人注目的城市故事。
        這一天,幾個尋訪小組遵循陌生化和隨機性的原則,在深圳街頭任意尋訪到了18個各個社會階層的人們,征得他們的同意,雕塑家將他們翻制成青銅等大人像,并銘示他們真實的姓名、年齡、籍貫、何時來到深圳、現在做什么等內容。圍繞這18個銅像的是四塊浮雕墻,上面雕刻有關于這一天深圳城市生活的各種數據:股市行情、農副產品價格、天氣預報、晚報版面等等。如今,18座銅像和浮雕墻已經豎立在深圳園嶺社區,前去參觀的市民絡繹不絕,在城市雕塑的歷史上,這種盛況是少見的。
        現在,不少人正在嘗試著用“公共藝術”取代“城市雕塑”的概念,問題是,我們的“公眾”什么時候有過自己的藝術?事實上,我們大量的城市雕塑不是長官意志,就是金錢的意志,即使幸運地體現了藝術家的意志,我們的公眾還免不了受到精英主義的壓迫,老百姓總是處于看不懂,需要啟蒙的位置。
        當加拿大戚楊規劃與建筑顧問有限公司受托進行園嶺街心花園規劃和設計的時候,他們一反設計界的通常做法,提出了一個“讓社區居民告訴我們做什么?”的響亮的口號。他們設計了調查問卷,征求社區居民的意見,當他們與深圳雕塑院商量,準備在這里建一組平民雕塑的時候,他們基于這樣一個共識:對于城市公共藝術而言,規劃師和藝術家首先應該是一個社會學工作者,他們首先要做的是,了解社會,了解老百姓的需要;不是他們去引導老百姓,而是要讓老百姓真正成為城市的主人,他們決定真正來一次“為人民服務。”
        我們的城市雕塑歷來強調它的紀念性,這是一種“宏大的敘事”,英雄、帝王、圣賢、名人從來都是城市故事的主人。然而在一個城市可不可以有另一種敘事的方式,即一種民間的、個人的方式呢?這種視角不是仰望的,而是平視的;不是有距離的,而是融入的。在一個城市,大多數的日子和大多數的人群畢竟是平凡的,一個城市既要記住神奇,也應記住普通。
        《深圳人的一天》中的18個平民的塑像人就這樣產生了,這些的生活和狀態構筑了城市的另一種歷史,《深圳人的一天》消解了城市雕塑的敘事傳統,但是并沒有消解城市雕塑的紀念性,它的建設性在于,豎起了一座市民的紀念碑。
         除《深圳人的一天》外,深圳還有華僑城1998年創作的系列雕塑《都市風景線》,這一組雕塑拮取都市生活的一些側面,表現了都市人所熟悉的日常生活內容,得到了市民的廣泛的歡迎。
        第三,當深圳城市雕塑在強調本土化和大眾化的同時,它又以一貫的海納百川的文化態度,更進一步擴大了在城市雕塑領域的對外交流,國外著名雕塑家的作品開始引進落戶到深圳,成為深圳城市雕塑方面又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
        1999年,在華僑城第二屆當代雕塑藝術年度展上,法國雕塑大師貝納維尼和英國雕塑大師菲力浦•金的兩件大型戶外作品參加了展覽,他們的兩件大型展品同時為華僑城收藏,并永久放置在華僑城。
        2000年10月,大型雕塑《深藍》在深圳中心公園豎立。《深藍》由深圳友好城市美國休士頓贈送,該雕塑由國際雕塑協會主席、美國著名雕塑家約翰.亨利設計,在贈送者中,有美國前總統布什和夫人、休士頓市市長布朗等。《深藍》由三根方柱和三面板塊自由搭構而成,方柱和板塊均為深藍色,長短不一、體積不等,整體蔚為壯觀。
        2002年,深圳友好城市法國維埃納省議會,贈送了一件法國雕塑家居約的作品給深圳,這件作品也豎立在深圳市中心公園。在2002年第四屆當代雕塑藝術年度展上,也有一批法國雕塑家的作品出現在華僑城的生態廣場,并被永久收藏放置。
        2004年,又將有一件深圳友好城市,德國紐倫堡市贈送給深圳的雕塑作品豎立在中心公園。近幾年深圳雕塑與國際的交往,體現了這個城市越來越國際化的趨向。
        在深圳城市雕塑發展的過程中,這個城市沒有忘記高揚它的主旋律,這就是改革開放,這個主題在深圳最集中的體現在對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形象的塑造上。
        2000年11月14日下午《鄧小平像》在深圳蓮花山公園山頂廣場舉行開幕式,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為塑像揭幕。出席揭幕儀式的中央、廣東省、深圳市領導共45人;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也出席了揭幕儀式。青銅鑄造的鄧小平像,面露微笑,雙目炯炯有神,大步朝前,身上風衣的一角隨風飄拂。塑像高六米,底座高3.8米。塑像的背后,栽種有30多棵龍柏樹,花崗巖北墻上鐫刻有鄧小平的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墻的南面,鐫刻著鄧小平的名言:“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
        從此,深圳蓮花山成為深圳一個重要的人文景觀,成為深圳人的一個精神園地。一年四季,到這里來的人流不斷,有時一天多達數萬人。人們紛紛向塑像敬獻鮮花,表達對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敬仰與懷念。這不僅僅是一個歷史偉人的雕像,而是一個時代精神的寫照,人們在這里尋找到的是深圳的精神,是深圳日新月異,突飛猛進發展的動力。
        2004年,在建設部、文化部舉辦的第三屆全國城市雕塑建設成就展覽中,《深圳人的一天》則獲得兩部頒發的全國城市雕塑建設成就“特別獎”。深圳的四件作品:《地門二號》、《桿秤》、《家園》、《鄧小平像》榮獲兩部頒發的優秀作品獎。


        對于深圳這樣一個以建設國際性、花園式城市為目標的新型城市來說,在城市雕塑的建設和發展方面,在認識上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樹立關于城市雕塑的科學發展觀。
        城市雕塑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強調城市的整體效應,把城市雕塑放在一個城市的整體發展的水平中來進行考察。具體地說,城市雕塑應該是城市物質文明程度、精神文明程度和政治文明程度的綜合反映,因此,城市雕塑建設必須和這個城市相匹配,必須和城市整體發展水平相協調。城市雕塑只有與這個城市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整體水平協調一致的時候,城市雕塑的建設和發展的速度才可能是適宜的,否則,用突擊的方式發展城市雕塑,超越城市發展的實際水平進行拔苗助長式的建設,最后將受到懲罰。
        什么叫相匹配?什么叫相協調?認識這個問題并不簡單。城市雕塑一方面是藝術形式;另一方面它又是與城市空間的質量,與城市的物質條件密切相關的特殊的藝術方式。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曾經提出過一個著名的命題,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物質生產水平和精神生產水平存在著不平衡關系。這也就是說,在許多時候,例如許多戰亂的年代,人們的經濟生活受到嚴重破壞,民不聊生,可是,在精神生產方面它卻可能產生許多優秀的文學和藝術作品。馬克思的這個命題適不適應城市雕塑現象呢?也就是說,在許多城市物質生產水平,城市的經濟實力和居民素質并不很高的時候,可不可以超速地進行城市雕塑躍進呢?答案應該是否定的,認識這一點正是把握城市雕塑特殊性的一個重要方面。
        從歷史上看,許多時代的文學、藝術作品呈現出物質生產水平和精神生產水平的不平衡關系,然而在城市雕塑領域,卻主要呈現的是平衡的關系。一般說來,建筑藝術、城市雕塑藝術的特殊性在于,它屬于一個建設的時代,一個統治穩定的時代,一個物質繁榮的時代;在歷史上,常常是在一個太平盛世或國力強盛的時期,比較容易出現宏偉的建筑、繁多的雕塑;而在一個動蕩、戰亂的時代,可能出現好詩人、好畫家,但是,很難出現一些好的空間藝術形態,例如建筑和城市雕塑等,這是被藝術史證明了的。 
        中國為什么從1982年開始,出現了城市雕塑建設的熱潮?因為這個時候,中國已經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之路,正是在這個時候,迎來了中國歷史上最好的建設時期。從中國歷史上看,秦、漢、唐這些國力空前強盛的時期,也正是建筑和雕塑的黃金時期。所以城市雕塑一定是與時代的大背景,政治的大背景、經濟的大背景、文化的大背景聯系在一起的,它一定是一種綜合實力的體現。
        隨著中國城市化的進程,現在是發展城市雕塑的最好時機,這一點毋庸置疑。但是,城市雕塑畢竟是城市文化發展的綜合水平的體現,它沒法單兵突進。針對每個具體的城市,它面臨不同的具體問題,在許多城市的一些基本問題都還沒有解決之前,急于大規模地進行城市雕塑建設,即使藝術效果不錯,也未必能讓廣大城市居民滿意。
        一個城市如果城市規劃的問題沒有解決好,文化遺產保護的問題沒有解決好,低收入階層的住房問題和生活基本需要沒有解決好的時候,如果急于建設所謂高品位的城市雕塑,即使建了,效果也未必好。況且,城市雕塑不僅需要化錢,而且還需要城市雕塑設計者有較高的水平,更重要的,還要培養和造成一代懂得、理解并能夠欣賞城市雕塑的市民。否則,建成的城市雕塑與居民的欣賞水平脫節,或者居民不能自覺維護、保養好城市雕塑,都會城市雕塑處于尷尬的境地。
        為什么國內有些城市在經濟能力并不具備的情況下,匆忙上馬,化很多人力、財力大搞雕塑活動,辦大賽,搞展覽,建雕塑公園呢?這一方面是受錯誤的政績觀的驅使,通過城市雕塑的建設,來搞政績工程、形象工程,通過城市的外表形象來滿足關于現代化城市的想像,希望通過城市藝術、城市道具的建設,迅速縮短與發達國家在城市外觀上的距離。另外,城市雕塑是一門永久性的藝術,一些城市的決策者缺乏正確的城市發展觀,容易個人意志膨脹,希望在城市空間這一本敞開的大書上,更多地留下個人的痕跡,而雕塑、建筑的確是最能反映統治意志的藝術形式。
        正是由于這樣的原因,現在國內許多城市的雕塑項目盲目上馬,然后遭到專家和群眾批評后,又匆匆提出拆除,出現這種問題的關鍵原因,是錯誤地理解城市雕塑與城市文化的關系,缺乏科學的城市發展觀所致。
        中國是一個沒有城市雕塑傳統的國度,現在中國遺留下來一些戶外雕塑是作為宗教藝術和建筑裝飾存在的,還不是城市雕塑的概念。我國的一些城市要建城市雕塑的時候,忽略了這個問題,像餓了吃饃一樣,總想只吃最后一口,希望在一夜之間形成城市雕塑國際化的面貌,這是不現實的。城市雕塑的傳統很重要,它是一個時間過程,是許多代人累積漸進的產物,也就是說,“一天建不成一個羅馬城”,而城市雕塑的傳統隨著時間在不斷地進行判斷,選擇和調整。當我們看到許多發達國家的優秀城市雕塑的時候,覺得這些雕塑好,并不只是這些作品本身在說話,好的城市雕塑是和背后是幾千年的傳統一起在說話。單獨的雕塑是沒有力量的,當它和傳統聯系在一起,和城市的總體氛圍聯系在一起的時候,它就有力量了。這就是為什么有些國外的城市雕塑拿到中國來放置的時候,總是有點不太像,總是缺乏在原生地那樣有力量的原因。
        我們需要在科學發展觀的基礎上清醒和冷靜看到我們和國外的差距。國外的城市雕塑記錄了城市的歷史,它成為城市的故事,成為和這個城市息息相關的組成部分,國外城市雕塑的建設也是一個城市發展到一定水平以后,水到渠成建設起來的,也不是一天兩天突擊出來的,而是慢慢生長出來的。發達國家建一座城市雕塑需要反復論證,反復考量,而且有著完整的建設制度。在建設經費上,它們有基金會制度;有藝術的百分比計劃;有一套完整的作品選拔和評審機制。沒有內在的傳統和機制,只是想在外表形式上、數量上模仿國外,甚至想迅速超過國外是難以奏效的。
        深圳在發展城市雕塑方面在全國是最有潛質的城市,其理由是:第一,深圳的社會發展的綜合水平的優勢很明顯,它一直以開放、兼容的形象著稱,目前城市化的水平較高;第二,中國的城市沒有城市雕塑傳統,而深圳恰好是也是一個沒有多少傳統的城市,所以在城市雕塑方面,它和其它城市都共同處在一個起跑線上;第三,深圳又是一個全新的城市,一直處在高速建設發展的過程中,改革開發二十多年來,在城市規劃、城市管理和城市硬件的建設上,相對走在全國的前列,就深圳的經濟發展水平而言,承擔城市雕塑的建設費用不會有太大的困難。
        深圳盡管也有城市雕塑的規劃,但是深圳相比起來,并不是顯得那樣急切,深圳在城市雕塑建設的數量方面和活動方面并沒有像其它城市那樣大張旗鼓,在城市雕塑方面轟動的事情也不多,這一點,深圳城市雕塑的觀念上,相對保持了清醒的頭腦。城市是生長的,深圳在城市雕塑建設上的做法是,審慎地推進,寧可少些,但要好些。如果條件不成熟,寧可放一放,等一等。況且,城市雕塑不能讓我們這一代人都做完,城市空間不能讓我們這一代人都填滿。所以,在城市雕塑的發展觀中,“可持續發展”是一個重要的原則。城市的空間就這么大,空地就這么多,我們還要為后人留下發展空間,不能目光短淺,進行城市空間的填空競賽。
        為了城市雕塑的可持續發展,深圳的城市雕塑的建設應該強調環保和生態,強調高科技的運用等等。目前國際上出現許多變廢為寶,利用廢舊材料來做城市雕塑的情況,這就值得借鑒。城市雕塑消耗太多的銅、不銹鋼、石材,本身就是對不可再生資源的一種破壞;深圳過去采石頭,留下了許多廢棄的山頭,為什么不能做成山體雕塑呢?這是典型的變廢為寶,造福后人,用藝術的方式來改正過去對大自然所犯的錯誤。按照這種觀念去發展城市雕塑,才是城市雕塑科學的發展觀。

     五
        發展深圳城市雕塑,必須建立起與當代文化的發展趨向相吻合的城市雕塑的社會價值觀。社會在發展,文化不斷創新,當代城市雕塑已經不同于過去傳統的裝飾型、美化型的城市雕塑模式,它有了體現了這個時代特點的新的社會價值觀。
        第一、當代城市雕塑的社會價值首先表現在對于“公共性”的訴求。
        在中國,城市雕塑公共性的提出,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封建社會,是沒有公共性可言的。公共是“私人”的對立面,沒有私人,就沒有公共,公共性的前提是對私人的肯定;沒有對每一個社會個體獨立的政治、經濟權利的肯定和尊重;沒有每一個社會個體的自由思想和獨立人格的肯定和尊重,是沒有公共性可言的。公共性意味著交往,意味著溝通,它在尊重每一個社會個體平等權利的基礎上,強調共同的社會秩序和個人的社會責任。在中國,公共性問題的提出,意味著中國社會正在發生深刻的轉型,這就是,它正在走向一個民主、憲政、和諧、穩定的公民社會。
        在城市雕塑領域,對于公共性的強調,意味著城市公共空間的權力秩序正在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普通民眾對城市公共空間提出了自己的權力要求。城市雕塑的權力也由此將重心落在社會公眾方面。公眾的意志、公眾的要求、公眾的趣味將處于城市雕塑的首要位置。
        有必要強調的是,近年來,“公共藝術”的概念開始流行,有人把城市雕塑與公共藝術等量齊觀,認為城市雕塑就是公共藝術,公共藝術就是城市雕塑,這個看法是錯誤的。這兩個概念既不是并行的關系,也不是從屬的關系,它們只是存在著某種交叉,即,有的城市雕塑因為它們具備了公共性;同時也是公共藝術。公共藝術是一個內涵和表現形式更加寬泛的當代藝術的概念,城市雕塑對于公共藝術而言,只是它眾多的可能方式中的一種,即公共藝術可以借助城市雕塑的方式實現它的公共性。
        公共性和公共藝術概念的提出,對于當代城市雕塑的啟發是,它將新的學術起點上思考城市雕塑的當代性的課題,諸如:如何梳理城市雕塑的傳統,清理城市雕塑與公共的關系;如何消解城市雕塑創作中的精英主義傾向,使它更好與當代文化接軌;如何建立一個關于城市雕塑的公共體制,如城市雕塑的百分比計劃、城市雕塑規劃的質詢制度、城市雕塑項目的評審制度等等。總之,盡管城市雕塑不等于公共藝術,但是不斷增強城市雕塑的公共性,無疑是當代城市雕塑最具有時代感的話題。
        第二、當代城市雕塑在它的社會價值觀中強調自由準入、平等參與的觀念。
        對中國的城市而言,城市雕塑的發展最困難的并不是創作能力,也不是創作經費,而是人的觀念和素質。既然我們缺乏城市雕塑的傳統,那么,我們對城市雕塑的理解無論從政府官員還是普通市民都應該從什么是“城市”、什么是“城市空間”、什么是“公共事務”開始,逐步認識城市雕塑在當代所具有的文化意義。而“自由準入、平等參與”體現了城市雕塑之所以在城市立足的核心精神
    事實上,現代意義上的城市,有兩個基本的要素,這就是“市民”和“平等的參與權或自由準入”。神權時代或者王權時代的戶外雕塑,盡管我們習慣上也把它們稱作城市雕塑,實際上,它們與城市的關系與今天是截然不同的。城市雕塑的真正發展也只有建立在市民的平等參與的基礎上。在西方的歷史上,曾經有“都市沒有拒絕權”的說法,意思是,無論什么人,乞丐、農奴,都可以自由地進入城市,只要是在城市呆上“一年零一天”以后,逃跑的農奴也可以成為自由人。因此,自由準入一直是現代城市發展的一個基本的準則。城市的公共空間,對于每一個參與者來說,它是一個平等進入的集結空間,如果一個城市在公共空間上,不能對一切公民甚至所以自然人平等開放,自由準入,那么,這個城市就不能稱之為現代意義上的城市。中國城市發展的當代指向,就在于要不斷為市民擴大參與的機會。這種參與是不分種族、不分階級、不分膚色、不分文化和宗教信仰的,他們都有自由平等地參與城市公共事務的權利。
        當代城市雕塑的參與性,決定了在城市雕塑的過程中,它一定是開放的、民主性的,它一定十分尊重參與者的權利,并公正地對待每一個參與者的意見。公眾參與的方式是多樣的,公共藝術的參與性不僅表現為公眾對于作品結果的參與,還表現為公正對于過程的參與,共同推動城市雕塑的發展進展。
        公眾對當代城市雕塑的參與過程,也是以交往為基礎的互動過程,即城市雕塑、雕塑家、公眾之間進行良性的交流、溝通、選擇、影響。這種互動的主體是平行的,公眾的意志和看法甚至可能修改甚至推翻雕塑家的構思和設想。互動是城市雕塑作品的延伸,也是城市雕塑作品的組成部分。例如觀眾對于作品的反饋意見,成為檢驗城市雕塑的一個重要的指標。互動性的另一個意義表現在,城市雕塑的結果是開放的,它的檢驗方式是在互動中完成的,城市雕塑不同于一般的物質產品,在進入消費以前就可以評定出好壞優劣;它與傳統的某些精神產品的評判也有區別,如傳統的繪畫,畫家過去的名氣,作品的技術指標,批評家的介入都會對作品評價會產生重要的影響。城市雕塑不同,它成功與否的結論是開放的,社會公眾才是作品成功與否的最后的評判者,只有在互動中,在與觀眾的接觸中,作品的意義和對作品的評價才能最后完成。
        第三,當代城市雕塑的社會價值觀還強調城市雕塑與“城市環境”的聯系。
        在很多人的觀念中,城市雕塑首先是“藝術”,對于它的判斷標準通常只是美不美,好不好看,這是傳統城市雕塑的基本判斷標準。通常,人們只是孤立地將某個雕塑作品與已經有定評的城市雕塑進行類比,要求雕塑家去創作一個“精品”。這種要求對于城市雕塑有些勉為其難。
        城市雕塑成功與否,首先在于它與“城市環境”的相互關系,它是否成功,首先是由二者的相互關系所決定的。“城市環境”不僅僅是自然的環境,還包括人文的環境,包括與城市雕塑相關的城市品位、城市事件,城市歷史,城市心理,城市習俗,城市建筑,城市景觀等等。也就是說,城市雕塑最重要的并不是形式上審美,而是它與城市,與城市文化、歷史、社會、藝術之間的綜合關系,這種綜合關系才是城市雕塑成敗的第一位的原因。
        布魯塞爾“撒尿的男孩”實在是小得不起眼的雕塑,如果沒有導游的指引,一個外來人要找到它真的很困難,但是,如果沒有看到它,就好像沒有到過布魯塞爾。這是因為它件雕塑技巧和造型多么優秀出色嗎?不是,這不是它第一位的原因,第一位的原因是這個雕塑背后關于這個小孩子的故事。羅馬城的標志是一匹母狼,是因為這匹狼的塑造的高超才使它如此出名嗎?也不是,第一位的原因是這個雕塑承載了一個古老的傳說,一個關于這個城市來歷的傳說。有的優秀城市雕塑換了一個環境,換了一個空間,它的效果馬上變了,馬上失去了它所具有的藝術效果,這就是城市雕塑所具有的“南橘北枳”的特點。一個在國外很出色的雕塑,如果將它原樣搬到中國來,并不能保證它一定在中國的“環境”中成功;一個國外的雕塑大師在國外能創作出優秀的作品,并不能保證能為中國創作出必定成功的作品。
        有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好城雕?有沒有普適的,適宜于任何城市的好城雕的評價標準?沒有!因為孤立地看一座城市雕塑好不好,是很難說的,唯一的辦法是,把它放在具體的“環境”中來看。
        強調城市的綜合環境其實也是強調城市的個性,強調城市的文脈和獨特性。“環境”記錄著獨特的城市文化和城市故事;城市是生長的,城市雕塑是生長的記錄,所以城市雕塑不能只講“普通話”,它還應該講“方言”。城市雕塑如果要突出深圳城市個性,就要講深圳的“方言”。深圳有許多具有重要意義的事情已經發生或正在發生,而城市雕塑所具有的社會記憶功能,就是要求它能夠紀錄我們的城市,將這個特定地域的城市事件和故事紀錄下來;這種本土化的記憶活動通過不斷的疊加和積累,就形成了城市的特殊印記,城市一個有歷史,有故事,有魅力的城市。
        第四,當代城市雕塑的社會價值觀在它的評價體系上,不看重一時的輿論和看法,而是強調時間的力量,城市雕塑的優劣成敗最終是由時間來決定的。
        時間也是塑造城市雕塑的一個重要的因素。城市雕塑通過與城市的不斷對話,與城市居民的不斷對話,慢慢具有了它的魅力。所以,它不僅是雕塑家塑造出來的,更是時間塑造出來的,它的意義也是時間不斷賦予的,不斷生成的。在城市雕塑的實踐中,一件作品,由剛開始不順眼,到后來慢慢看順眼了,最后終于變得離不開了的例子太多了。由于時間,使許多城市雕塑成為城市不可替代的象征物。深圳的《孺子牛》,它最重要的意義并不在于這個牛塑得如何好看,它首先不是個技術的問題,而是這個城市精神問題,它在與這個城市的對話中,時間賦予了它越來越豐富的東西,這個城市接受了它,使它成為這個城市無法取代的象征,我們很難想象,在深圳市政府門口,還可以拿什么其它的作品輕易替代它。再如,如果沒有專門介紹,當人們一下子看到新加坡的標志《魚尾獅》,可能會略略感到失望,這就是大名鼎鼎的新加坡的象征物嗎?但這是歷史,這件雕塑經歷了時間,贏得了公眾,在時間的作用下,它承載了廣大社會公眾的趣味和心理,獲得了這個城市廣泛的認同。
        強調時間的重要性,實際是要強調城市雕塑的社會學的立場,在城市雕塑領域,社會價值比藝術價值更重要,共性比個性更重要,公眾的看法比專家的意見更重要。城市雕塑面對著廣泛的社會人群,它好不好,人們喜不喜歡,不完全是雕塑家能夠決定的事,關鍵的是它與這個城市機緣,如果認為審美就能解決城市雕塑的問題,如果僅憑雕塑家的天才就能征服人心,那未免太天真了。“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的事情,在城市雕塑的實踐中并不少見。所以,城市雕塑不能一廂情愿,不能“強買強賣”;有時候人們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可能是跳蚤。正是環境和時間的許多不確定的因素,使城市雕塑成為一件極其困難的工作,同時也是城市雕塑的魅力所在。也正是這樣,在當代條件下,從社會價值的角度重新認識城市雕塑的某些規律才顯得更加重要。

     六
        深圳城市雕塑的未來發展,最重要的保障是關于城市雕塑的制度建設,是對于城市雕塑科學的規劃和有力的管理。
        從深圳城市雕塑發展的過去和將來發展來看,加強城市雕塑的制度建設,提高城市雕塑的管理水平都應該是一項永久、長期的任務。在這方面,深圳有自己的經驗,同時也有需要總結、加強、改進的地方。
        深圳是一個新型的城市,與全國其它城市相比,在城市雕塑的規劃、和管理制度的探索上,深圳在全國起步較早。
        早在1982年,深圳市就成立了城市雕塑領導小組,當時由市領導周鼎任領導小組負責人,并由領導小組負責深圳市城市雕塑管理和制定相關政策。1983年1月,領導小組開始下設辦公室(深圳雕塑院的前身)。辦公室是常務工作班子,負責日常工作,是城市雕塑領導小組的辦事機構,簡稱深圳市城雕辦。從此,深圳有了管理城市雕塑的相應的、比較健全的機構。
        其時,全國的城市雕塑規劃組也才剛剛在1982年掛牌。當時,處于改革開放大潮初期,中國城市這類機構為數極少。由于有了專門的機構、人員,深圳的城雕事業開始了它最初的發展,規劃和管理是城市雕塑工作的兩個基點,而在這兩個方面,深圳在全國起步都很早。
        1991年9月1日,深圳雕塑院完成了《深圳市雕塑建設管理暫行規定》的送審稿;既而又制定了《深圳市雕塑規劃調查工作大綱》,并對全市的城市雕塑進行普查;1992年7月深圳市委宣傳部文藝處提議,召開深圳市城市雕塑規劃研討會,聽取雕塑院歷時5個月寫的《深圳市城市雕塑總體規劃方案匯報》。這些工作都反映了深圳城市雕塑追求規范的一種努力。1998年,深圳市規劃國土局又重新委托深圳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制定了《深圳經濟特區城市雕塑總體規劃》,該規劃于1999年完成,并經市規劃委員會通過。
        從1991年開始,深圳市在原文化部、建設部《全國城市雕塑管理規定》的基礎上,制定了《深圳經濟特區城市雕塑管理規定》,該規定經1994年2月19日深圳市人民政府第75次常務會議通過,1994年4月29日發布實施。在深圳城市雕塑的管理規定中,對城市雕塑從規劃、設計、報建、審查、驗收等每個環節都開始有了制度的規范。
        目前,深圳市城市雕塑已經形成了市、區、鎮(辦事處)、各級政府和市內各事業、企業單位、機構共同投資建設城市雕塑的政府、民間兩條渠道。
        深圳市規劃部門,目前可以有效地從城市雕塑規劃用地以及從城市設計的角度對城市雕塑的數量和質量進行有效的控制。
        目前,深圳城市雕塑的主管部門,市規劃局對于由政府投資的重要雕塑項目,采取了由市規劃委員會建筑與環境藝術委員會專家會議論證的方式,這一工作方式由1998年開始堅持至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專家會議主要從藝術質量,城市雕塑與環境的關系,與城市設計的關系上,對有關城市雕塑項目進行論證,有效地保證了城市雕塑的質量。
        深圳市規劃局城市雕塑管理部門在工作程序上,對于政府投資的城市雕塑有依整套具體地操作辦法,從方案的征集、專家評議論證、城市雕塑價格的審定、城市雕塑設計費用的取費標準、城市雕塑加工、放大、安裝的實施過程,均在市局的《依法行政手冊》中進行了規定,城市雕塑的管理工作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依法辦事。
        在城市雕塑的規劃、管理和制度建設方面,深圳仍面臨著需要解決的問題。
        首先,從城市雕塑規劃的角度看,城市雕塑如何規劃?城市雕塑規劃與城市總體規劃的關系?城市雕塑規劃如何組織落實和實施?這些問題不僅在深圳存在,在全國也有一定的普遍性。
        應該將城市雕塑作為城市景觀的組成部分,統一納入到城市規劃管理的工作中去。孤立地就城市雕塑看城市雕塑,不符合當今城市建設和景觀環境營造的需要。這些年,深圳市十分強調城市設計的概念,強調從城市的整體的景觀效果,以及城市的整體設計的角度看待城市雕塑。過去,由于缺乏城市雕塑傳統,在我國城市規劃的序列里沒有關于城市雕塑規劃的內容和學術積累。如何面對新的城市建設和發展的問題,從城市建設發展的整體需要看待城市雕塑的作用和地位,如果能將城市雕塑與城市景觀作為一個整體來進行考慮,將會更有利于城市雕塑的發展。
        基于這種認識,應該加強多學科,多層次,多側面地對城市雕塑規劃、設置的論證工作,城市雕塑的規劃,設置以及藝術質量和景觀效果,應該在更廣泛的城市規劃、城市設計、景觀藝術、建筑藝術、甚至社會學、文化學等多的方面進行綜合考慮,
        其次,從城市雕塑管理的角度看,在《行政許可法》實施以后,回頭審視過去關于城市雕塑管理的思路,會發現一些新的問題。城市雕塑作為一項公益事業,一項公共事務,政府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那些是應該由政府來管的,那些是應該由行業協會來管的?哪些是應該由市民民主參與決策的?都需要重新進行界定。一個有限的政府在公共事務中,應該重新認識自己的責任,過去的那種大包大攬的辦法,和限制授權,強調審批的做法,與《行政許可法》的精神是相違背的。
        城市雕塑需要管理,但是城市雕塑在目前的情況下,更需要改進管理,所以,以前由政府發布的《深圳經濟特區城市雕塑管理規定》需要在目前改進政府管理職能的大的背景下,進行重新的修訂和調整。例如城市雕塑的創作資質的認定;城市雕塑的審批管理程序;城市雕塑決策和辦法;城市雕塑的監督和維護等等,都需要進行新的調整和認識。
        第三,針對目前城市雕塑存在的情況,目前城市雕塑重要的問題之一,還必須明確城市雕塑建設資金的來源。城市雕塑的建設資金渠道在發達國家有多種形式,例如設立城市雕塑或者公共藝術基金,并制定相應的基金管理辦法;通過立法,制訂公共藝術建設經費的百分比計劃;鼓勵私人和社會團體捐助城市雕塑等等。目前中國城市雕塑的積極性很高,甚至過高,但是由于缺乏相應的制度建設,其缺乏一個整體有效的關于建設資金的來源和使用管理的制度,客觀上,難以保障城市雕塑理性、有序地向前推進。深圳在這方面同樣存在這個問題。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強調城市雕塑建設的新思路,新辦法,新對策,探索城市雕塑建設與當代文化相互關系的新的連接點,是發展城市雕塑的重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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